翻译原则收集
英语翻译的灵活与原则翻译中，灵活性和原则性是涉及语言效果和传达原意的两个方面。缺乏灵活性会影响表达效果，如“月亮代表我的心”若“忠实地”翻译为 “Themoonstandsformyheart”就不如灵活地翻译为“The moon reflects my mood”(字面意思：月亮反映我的心情)更容易理解，因为世界各地都“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
“曲高和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比喻的说法，译为“Highbrowsongsfindsfewsingers”就很难传达实际应用中的意义。笔者认为翻译成“Highartishardtounderstand”或“Elegancemeansloneliness”(高雅意味着孤独)更妥。又如，把“日出江花红胜火”翻译为“Theflowersinriverareredderthanfirewhenthesunrises”就不像是写景的句子，译为“Beneaththerisingsun,riversareaflamewithflowersinbloom”才有诗意。(字面意思：旭日冉冉，江花盛开江如燃)
缺乏灵活性有时还会损害原则性。英语中gallant有“英勇”和“善于讨好女性”两方面意思，和汉语中“风流”确实对应得很好，但很多专家对号入座地把“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中的“风流人物”翻译为gallantheroes，会让人误以为周瑜、诸葛亮等在战场上和情场上都是高手。其实只要译成heroes就可以了。结合中国历史整句话可以翻译为：“ChinesehistoryseesYangtzerun; thousandsyearsandmyriadheroes,with rolling wavesaregone”。英国人和美国人都认为这种译法最佳，不仅因为本词的主题是怀古，“中国历史目睹长江奔流”和“随着滚滚波涛千秋岁月和无数英雄已经远走”能给人以岁月沧桑的感觉，而且美国的小说《飘》(GonewiththeWind)广为人知，享有盛誉。
笔者所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是翻译“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直接译为 “Agentlemandiesforonewhoknowshisheart;a woman make supher face foronewhopleasesher”不仅不适于多数场合，而且一有人讨好就梳妆打扮，把女的(说)成“三陪”之类的人了。事实上，“士为知己者死”是一种态度和决心，不仅仅是行动；“女为悦己者容”也不是“让她高兴她就梳妆打扮”。“容”体现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悦己者”也不是随便来讨好的人，而应该理解为触动她心弦的人。简言之，前句谈事业，后句谈生活，因此可以译为 “Atruemanisreadytodiealoyaldeathforthosewhoknowtheworthofhim;a woman is eager toliveahappylifewithonewhotouchesthechordinher”。(字面意思：男人忠于知道自己价值的人并会为之慷慨赴死，女人渴望和触动自己心弦的人过着幸福的生活)
文艺翻译要讲究灵活性，对专业术语和政治用语的翻译则要讲究原则性。例如，外语教学中的eclecticism无论从内涵和词源上看都是“博采众长”，却被译为“折衷主义”，褒义词几乎成了贬义词。****问题在国内的很多英文报刊上被(说)成“Taiwanissue”，但从政治意义上讲****问题是一个注定了要有 answer的question，不是一个可以众说纷纭的issue，我们没必要和西方媒体保持一致。 论翻译的原则
冯国华* 吴 群*
（北京外国语大学 成人教育学院，北京 100081）
摘 要： 抽象的标准如“善译”和“化境”是不可实现的理想，与其取法不可实现的理想，毋宁提出切实具体的要求作为翻译的基本原则：1）信守原文的内容意旨；2）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3）切合原文的语体语域。
关键词： 信守内容意旨；遵从译语习惯；切合语体语域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873X（2001）06-0016-03
On Cardinal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FENG Guo-hua & WU Qun
(Adult Education College,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ransmigration, an abstract whole at large, is too good to be practical and such concrete subwholes under “good translation” as fidelity to the source-language text in content and intention, grammatical normality, and lexical appropriateness are more workable as cardinal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Key words: fidelity; grammatical normality; lexical appropriateness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具体说来，就是“换易言语使相解也”。①但是，如何用另一种语言文字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表达出来？“换易言语”之后是否能“相解”？“相解”的程度如何？这些问题归结起来无疑就是：翻译的标准是什么？翻译的方法应如何？
严复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的启蒙思想家，在介绍西学的同时提出了翻译的标准 ― “信、达、雅”，对中国现代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影响巨大，“相信只要中国还有翻译，总还会有人念‘三字经’！”②
虽然严复持论有故，但认真审视不难发现，“信、达、雅”实质上既不是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抽象标准，也不是具有切实指导性的具体标准，“从纯理论的角度讲，把信、达、雅并列起来作为翻译标准是具有逻辑缺陷的，因为这似乎意味着：原文不达，也可以故意使之‘达’；原文不雅，也可以故意使之‘雅’。那么，这样和‘信’字，岂不自相矛盾？”③
《论语?雍也》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意谓朴实的内容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的内容又未免虚浮。孔子提倡“文质彬彬”，反对浮华的辞藻，所以说“辞达而已矣” ― 言辞足以达意就可以了。《尔雅》序题下疏说：“尔，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其中的“雅言”是指区别于各地方言的“诸夏的话” ― 标准语，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普通话”。但是，严复的“雅”指的不是“利俗文字” ― 大众的语言，而是“汉以前字法句法”。为了掩盖“达”的矛盾，严复在“畅达”（如“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和“表达”（如“题曰达旨，不云笔译”）之间周旋，取便发挥，借“辞达而已”求“信” ― “为达即所以为信也”，借“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求“雅” ― “信达之外，求其尔雅”。不难看出，严复的逻辑是：要“信”则必须“达”，要“达”则必须“雅”，换言之，“雅”是“达”的条件，“达”是“信”的条件， “为达”最终成了“求雅”的借口：“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利俗文字则求达难。”
与“并世译才”的林纾相比，严复所译的书总共不过八九种，而在其所译的这八九种书中，只有《群学肄言》、《原富》、《群己权界论》和《社会通诠》四种 “略近直译，少可讥议”，④此前“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⑤此后“中间义忄旨，则承用原书；而所引喻设譬，则多用己意更易。盖吾之为书，取足喻人而已，谨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⑥严复虽然提出“信、达、雅”，但他本人并未完全履行。
严复是在译介西学的时候提出“信、达、雅”的，因此“信、达、雅”作为翻译的标准完备与否，必须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来审视，不能简而单之地就事论事，从而忽视严复“辛苦辶多译之本心”。
严复“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⑦于是，从“达”来看，洋务派和传教士翻译的书“不合师授次第”，“不合政学纲要”，有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目的，因而“非命脉之所在”。相比之下，“新西学”的命脉之所在则是“维新”，即运用进化论、天赋****来反对天命论、君权神授论，用自然科学、机械唯物论来论证无神论，从而“开民智，强国基”。正是“于自强保种之事”，严复才“反复三致意焉”。从根本上说，严复的“辛苦辶多译之本心”是“取便发挥”，其所谓“达旨”是“旨”在“达”资产阶级****主义理论的“民权平等之说”、“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学说和自然科学及其方法论。
从“雅“来看，严复以“雅言”来“达旨”是“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因为当时的白话远未成熟，饱读先秦诗书，受古文的熏陶而成积习，摇头晃脑地读起古书来连平仄也都留心的老夫子大抵不常接触“利俗文字”，对“利俗文字”的运用不像对古文的运用得心应手，但又要翻译，不得已就只能在“利俗文字”和“古文” 之中择取后者了，不仅翻译的时候，甚至在日常写作中，大概也会觉得用“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更重要的是，作为复古的维新改良派，严复的翻译所针对的读者是操“雅言”的士大夫阶层，为了使他们能够看自己所译的书，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先用“雅言”来吸引他们，借“雅”以破启锢闭，从而使顽固保守的士大夫阶层乐于接受西方学理，正如严复在其《与梁任公论所译〈原富〉书》中所言：“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若徒为近俗之辞，以便市井乡僻之学，此于文界，乃所谓凌迟，非****也。”一语道破天机！严复的“雅”诚可谓用心良苦：从表达形式入手，使士大夫们认为“足与周秦诸子相上下”而最终“倾倒”。当然，严复毕竟是带有复古思想的维新改良主义者，后来又沦为保守派，不懂得“利俗文字”是历史的必然，更不懂得“利俗大众”是历史的推动者。
单纯从翻译标准的角度审视，“若是全盘而真实地‘信’了，把原作的思想感情，意思之最微妙的地方，连它的文字的风格、神韵都传达了出来，则不但‘顺’ 没有问题，就是所谓‘雅’（如果原作是‘雅’的话）也没有问题。‘信’、‘达’（顺）、‘雅’三字，实在作到一个‘信’就都有了。”⑧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的“信、达、雅”在逻辑上确实“先天不足”。
早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马建忠（1845-1900）就在其《拟设翻译书院议》中对翻译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善译”的标准：
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粗深奥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
在这段文字中，马建忠不仅指出了“善译”的条件 ― 自如驾驭“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的能力，而且指明了“善译”的过程 ― “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对原文能够达到“心悟神解”的程度，翻译起来就自然能够“振笔而书”，“译成之文”就自然能够成为“善译”了 ― “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
马建忠的“善译”，一言以蔽之，即是“信” ― 从内容意旨到风格效果无所不信，较诸严复的“信、达、雅”则更具高度抽象的概括力，使“直译”、“意译”和“信、达、雅”在“无毫发出入于其间……与观原文无异”中得到了统一。如果说“直译”是为了“信”而“意译”是为了“达”的话，那么，既然译者已经“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并达到了“心悟神解”的程度，“信”自然就不会成为问题；既然译者已经“考彼此文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又“审其音声之高下，析起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则“达”自然也不会成为问题。同时，以译者能够“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为前提，原文 “雅”，“译成之文”则定然不会“俗”，反之，原文“俗”，“译成之文”也定然不会“雅”。
马建忠的“善译”无疑就是翻译的最高境界，无论是奈达的“等效”，还是傅雷的“神似”，抑或钱钟书的“化境”，均未跳出“善译”的圈子。然而，在实际翻译活动中如果采用“善译” ― 或者“等效”、“神似”、“化境” ― 作为标准去衡量译文，可以断言，没有任何译文能够“达标”，因为“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⑨。虽然高标准是为了严要求，但是既然“法乎其上”最终也只是“仅得其中”，那么与其取法“不可实现的理想”毋宁提出切实具体的要求作为翻译的基本原则：1）信守原文的内容意旨；2）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3）切合原文的语体语域。
有人偏重“精心的再创造”，视翻译为艺术；有人偏重“一定的客观规律”，视翻译为科学。但是，不管视为艺术，还是视为科学，翻译的根本任务即在于“传真”，译者不能充当“说谎的媒婆”，⑩否则就会怨偶无数。翻译无非是用新瓶子装旧酒，虽然瓶子 ― 语言文字类型 ― 换了，但是酒 ― 内容风格效果 ― 却不能变。
翻译必须“忠实”，这是共识。但是，“忠实”什么？“忠实”的应该是原文的内容意旨和风格效果，而不是原文的语言表达形态。如果斤斤于原文的语言表达形态，译文无疑就会“异彩纷呈”，因“隔阂”而不“合格”。译文的语言表达如果连“贯通”都做不到，读者还怎么去“融会”？结果又怎么可能“与观原文无异”？语言文字类型不同，语言表达习惯也就大不相同。
吴岩出其《从所谓“翻译体”说起》中针对操汉语的译者将外语译成汉语的情况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翻译体”的实质：一些译者“一条腿走路”，“未能辩证地对待两种语言文字”，译文“是外国化了的中文”，未能“忠实地融会贯通地把原作翻译和表达出来”。叶圣陶称自己“不通一种外国语，常常看些翻译东西”，在《谈谈翻译》一文中坦言“正因为不通外国语，我才要读译本呢”，揭示出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别人不懂外文，所以要请教你译；如果大家懂得，就不必劳驾了。”正是凭着“不通一种外国语”的“外行”眼光，叶圣陶才看到并指出了问题的实质。叶圣陶的核心思想是反对“死翻”。“死翻”，一言以蔽之，就是“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各种语言的语言习惯都是相当稳定的”，“既然是两种语言，语法方面，修辞方面，选词造句方面，不同之处当然很多”，“同样一个意思，运用甲种语言该怎么样表达，运用乙种语言该怎么样表达”，不能“死翻”，即便“接受外来影响”，也“要以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为条件”。据叶圣陶想， “翻译家是精通两种语言的人，也就是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来表达的人”，反观之，“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来表达的人”才算是“精通两种语言的人”， “精通两种语言的人”才能成为“翻译家”。叶圣陶的意思是：“死翻”者自然成不了“翻译家”，之所以成不了“翻译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精通两种语言，不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表达，而不精通两种语言，不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表达，最终结果就只能是“死翻” ― “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
吴岩以“内行”的眼光审视“外国化了的中文”，站在“辩证地对待两种语言文字”的思想认识高度来批语“翻译体”，指出：“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忠实地融会贯通地把原作翻译和表达出来”。叶圣陶以“外行”的眼光旁观“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立足于“精神两种语言”的基本条件来批评“死翻”，指出： “各种语言的语言习惯都是相当稳定的，咱们接受外来影响要以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为条件”。吴岩与叶圣陶二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观点却完全一致：“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并“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吴岩和叶圣陶所针对的是操汉语的译者将外语译成汉语的情况，主张译文要“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要“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若就“所译者”和“所以译者”而言，吴岩和叶圣陶的主张无非是：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
每门语言都各有其不同的语体，而不同的语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虽然每门语言的大部分词语适用于各种语体，但是不少词语只用于某些特定的语体，有些词语只见于书面语，有些词语只用于某些特定的语体，有些词语只见于书面语，有些词语只用于口语。同时，交际身份、交际场合、交际内容以及交际心理不同，遣词造句均会有所不同。就翻译而言，了解并掌握“所译者”和“所以译者”两门语言中口语与书面语、正式语体与非正式语体之间的差异，进而在遣词造句上不仅 “合意”而且“合宜”，当裨益匪浅。一般来说，原文用的是书面语体，译文则不能用口语语体；原文用的是口语语体，译文也不能用书面语体；原文非常正式，译文则不能不正式；原文不正式，译文也不能非常正式。虽然一门语言中的基本语法和词汇是操该语言的大多数人都懂得并使用的，属于“共同核心部分” （common core），然而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行话”，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术语”。译文应该是个统一的整体，译文既不能口语与书面语糅杂，更不能“方言”与“雅言”纷呈。总之，翻译的时候，译者必须关注原文及译文遣词造句的“语域”（register），使译文不仅在语义上“合意”，而且在语用上“合宜” （appropriate）。
据张中楹《关于翻译中的风格问题》一文载，有个美国人翻译《论语?雍也》时最终将孔子发誓说的“天厌之”译成了“God damn it”!用“God damn it”来译“天厌之”虽然在语义上“合意”，但在语用上却不“合宜” ― 即便“心里着慌，口里发誓”，“文质彬彬”的孔夫子也决不可能来一句美利坚“国骂”。由此可见，译文除了信守原文的内容意旨、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之外，还必须切合原文的语体语域。
注 释
① [唐]贾公彦《义疏》。
② 钱学森，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院[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288。
③ 辜正坤，当代翻译学建构理路略论 ― （文学翻译学）序[J]，中国翻译， 2001，（1）
④ 贺麟，严复的翻译[A]. 罗新璋，翻译论集[M].商务印书馆，1984。
⑤ 严复，<天演论>译例言[A].
⑥ 严复，<名学浅说>译者自序[A]。
⑦ 严复，与梁任公论所译<原富>书[A]。
⑧ 唐人，翻译是艺术[A]。罗新璋，翻译论集[M]。商务印书馆，1984。
⑨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A]。罗新璋，翻译论集[M]。商务印书馆，1984。
⑩ 茅盾，“媒婆”与“处女”[A]。罗新璋，翻译论集[M]。商务印书馆，1984。
[作者简介] 冯国华，北京外国语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语言文学
吴群，女，北京外国语大学成人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语方学
摘至《中国翻译》2001年第6期。 翻译研究
作为一名热爱文学翻译事业并愿为之贡献一生的人，经过多年的翻译实践和理论阅读，自然会产生一些感受。就我个人而言，主要是以翻译实践为己任的；我把翻译理论作为对实践的指导，自己在实践中也不断探索、总结，从而不断提高译文水平。
一、关于翻译的一些概念
研究翻译，首先要明确什么是翻译。《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把一种语言文学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学表达出来；把代表语言文学的符号或数码用语言文学表达出来。《辞海》的解释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学表达出来。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的解释是：express (sth spoken or esp written )in
another language or in simpler words to turn into one’s another language
.可见，以上几种解释都是大同小异，即用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另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这些解释都比较原则，也许作为词典也只能如此。《英汉翻译教程》（张培基先生等编）的解释是：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见该书《绪论》）。这一解释更准确、具体了一些，强调了“准确”和“完整”。
但有趣的是，对于什么是文学翻译，上述词典都未作解释。也许可以顾名思义，文学翻译就是对文学作品进行的翻译。但这样的解释太笼统，体现不出这一概念的深层内涵和特点。为此，笔者不揣冒昧，根据自己的体会和理解拟对“文学翻译”作一个粗浅的解释，以期抛砖引玉，对它的理解日趋完美。因为我们对文学翻译概念的理解，事实上也就成了我们从事文学翻译的准则，所以不可小看。
我的解释是：文学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和体现的风格特色，用另一种语言忠实、准确地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
在这一句话里，除了说明要传达出“思维内容”外，还着重强调了“风格特色”――因为这正是文学作品不可缺少的关键之一。没有风格的作品必然显得苍白无血，毫无生气，正如人缺少了他的个性一样。而作品有了风格，人物的音容笑貌便会跃然纸上，机趣横生。因此，作为文学翻译，它必然也要力求传达出原著的这种精神风貌，否则这种翻译是毫无意义的。
另一方面，笔者的解释还强调了“忠实、准确”――这可是文学翻译的要害，也是基难点所在。翻译毕竟不是创作，其性质决定了它必须忠实准确地传达出原著的精神风貌，而不得随心所欲，自由发挥。但是由于两种语言特点不同，规律不同，一层不变地进行翻译是产生不了应有效果的。因此就需要进行调整，在保持“神韵”的准则下语言上作些变通――这便是文学翻译的“再创作”。不如此，翻译出来的东西看似忠实，实则成了死译、硬译，违背了原作的精神风貌。举个简单的例子，问题便一清二楚了：英语格言“Where
there’s a will,there’s a way”，照字面翻译过来就是“哪里有了意志，哪里就有了道路”，这当然远不及“有志者，事竟成”了――后一种名译便是对原文的再创作。我把类似的例子对我的学员们以及不懂文学翻译、认为翻译只是查查词典的人一讲，他们一下便豁然开朗，明白了许多，也确实悟到了其中的妙趣。
二、文学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把握“度”的艺术。
为了“忠实、准确”（我不加上“流畅”二字，因为如果原作中的人物没有文化，语言错误百出，译文也必须力求反映出来，而不得使他成为一个文质彬彬的人――这便是文学翻译的特殊要求。）地传达出原作的精神风貌，译家们提出了各种翻译标准，如严复先生的“信、达、雅”，刘重德先生的“信、达、切”，傅雷先生的“重神似不重形似”，钱钟书先生的“化境”，等等。尽管提法不一，但都是在提出一个翻译的“度”的问题。下面分析一下对“度”把握的3种情况：
1、过右的译文
这一类译文的特点是不注重原文的“神韵”，过分拘泥于原文词句，成了死译、硬译，结果是译文不可啐读，自然谈不上传达原作精神风貌了。这样的译文时有可见，比如罗新璋先生《释<译作>》一文（见《中国翻译》1995年第2期）所指出的穆木天先生的译文就是一例：“这位女人的手，给所有的家族的隐秘的伤创绑了绷带。欧贞尼，被那些善行的一个行列随伴着，走向天国去。她的灵魂的伟大，减轻了她的教育的狭隘和她幼年生活的诸习惯。这样的就是这位女人的历史，她生于世界之中而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她生来是为的很辉煌地作妻子和母亲，可是她既无丈夫，更无子女，又无家族......”不用再举下去了，“的”字的堆积，一些用词的呆板，令人读来生硬拗口，颇不流畅――这样的译文还谈得上什么“神韵”，什么文学效果呢！它必然是不会受到读者欢迎的，所以，“穆译，已不流传于今日。”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译文、译作当今仍不时出现。如果说穆先生是有意坚持它，那种翻译准则即“度”的话，那么现今的一些人之所以产生那样的译文，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把握住文学翻译重在传达原作神韵这一门艺术。这种译文看似“忠实”，“紧扣原文”，实则违背了原文的精神风貌。为了作一比较，我们不妨看看傅雷先生对上段原文的传神译文：“这女子的手抚慰了多少家庭的隐痛。她挟着一连串善行义举向天国前进。心灵的伟大，抵销了她教育的鄙陋和早年的习惯。这便是欧也妮的故事。她在世等于出家，天生的贤妻良母，却既无丈夫，又无儿女，又无家庭......”译文顿然熠熠生辉，读来畅快极了，难怪傅雷先生的译文广为流传，深受读者喜爱。
2、过左的译文
这一类译文的特点是译者自由发挥太大，主观随意性太大，违背了忠实于原作的翻译原则。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林纾的“翻译”――那实际上已不是翻译而是“编译”或“译写”了。由于林纾有深厚的文学造诣，其“译品”固然有其不可否认的文学价值，但那不是文学翻译的艺术，而是“译写”的艺术了。
《文汇读书周报》最近对《红与黑》的翻译讨论十分热烈，我想在此谈谈个人的拙见。我认为许渊冲先生的某些观点、译文就带有过左的倾向。不错，文学翻译是要避免“翻译腔”。（见1995.5.6《文汇读书周报》许渊冲先生《从<红与黑>谈起》一文）――即笔者前面说的“过右的表现”，但绝不能因此而“从心所欲”，进行“辉煌的发挥”。我完全赞同许钧先生的观点，“翻译家的再创作，有别于作家的创造，作家创造可以‘从心所欲’，但翻译家的再创造则要‘不逾矩’。”(见1995.5.6《文汇读书周报》许钧致许渊冲《关于<红与黑>汉译的通信》)把翻译(说)成“戴着镣铐跳舞”是再准确形象不过的了，跳舞即再创作，我们绝不能“挣脱镣铐跳舞”，那样就不成其为翻译了。
下面看几个实际的例子。许渊冲先生把“belle”（漂亮）译为“山青水秀，小巧玲珑”，把“mourir” （死）译为“魂归离恨天”，从翻译的角度讲是难以让人接受的，许先生的译文原作者完全可以用法文表达出来，而司汤达之所以不如此，总是有其理由，或可看作是其创作风格使然。既然是翻译总要“亦步亦趋”才是。（从该报民意测验结果看出，读者并不太喜欢过左的译文，还是喜欢带点“洋味”的译文。）
需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许渊冲先生的译文都像上述两个例子那样，事实上，他的不少译文是很出色的，“戴着镣铐跳舞”是跳得很好的。我曾读过他的汉诗英译，认为确实译得不错，并没有像上面那样“从心所欲”，很好地把握了“度”的艺术。请看许先生英译的毛泽东《北高峰寻胜》一诗（见1993年第6期《英语世界》）：
北高峰寻胜
毛泽东
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
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
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
一片飘飘下，欢迎有晚鹰。
Scenery at the Northern Height
Thrice I ascend the Northern Height;
The city seems lost to my sight.
By Phoenix Pavilion trees tower;
The wind sweeps over Mount Peach Flower.
I seek my fan the heat to kill
And face Peak Beauty when it’s chill.
With wings like floating cloud so free,
At dusk Mount Eagl welcomes me.
译诗忠实于原诗，亦步亦趋，并对“一望空”，“热来寻扇子”，“一片飘飘下”作了较好的艺术处理，加上音韵的和谐（aa,bb,cc,dd）读来很美，传达出了原诗的神韵。如果诗也像前面那几个例子去译，也难以让人接受。
3、适“度”的译文
这一类译文的特点是忠实于原作内容和风格，但不拘泥于原文句法结构，注重传达出原文的精神风貌，在“不逾矩” 的原则下进行再创作。上面提到的傅雷先生的译文以及刚提到的许渊冲先生的译诗，都属于这类译文的范畴。此外，上海译文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外文出版社等出的不少译著，《中国翻译》每年举办的“韩素音青年翻译奖”评出的优秀译文，都是适“度”的典范。下面我们再看看杨必译《名利场》的一些例子（见 1995年第1期《中国翻译》宗福常《善用动词，善用主谓结构》）一文：
“How can you----how dare you have such wicked,revengeful thoughts?”译文“你的心思怎么这样毒，干吗老想报复呢？你的胆子可太大了。”其中“毒”，“老想报复”，“胆子可太大”译得妙。
“The idea that she had that helpless and gentle creature to protect,gave
additional strength to the natural courage of the honest Irishwoman.”译文“这厚道的爱尔兰女人本来有胆量；她一想起这个无能的、温柔的小东西需要她来保护，越发添了勇气。”其中“这厚道的爱尔兰女人本来有胆量”，“越发添了”译得妙。
“She thought of her long past life,and all the dismall incidents of it.”译文“她回想过去半辈子的升沉，一件件全是不如意的事。”其中“半辈子的升沉”、“一件件全是不如意的事”译得妙。
“And in these meditations he fell asleep.”“他这么思前想后，就睡着了。”其中“思前想后”译得妙。
这样的佳译在杨译《名利场》中随处可见。从以上的例句可以看出，译者翻译的“度”是把握得很好的，译文不拘泥于原文句法结构，在“不逾矩”的前提下发挥汉语优势进行再创作，出色地再现了原作的神韵，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我曾读到过一篇文章，说文学翻译是选择的艺术，的确如此。你在翻译的时候，每时每刻都在进行选择，看哪个词、哪种句子更能完美地传达原文的内容和风格。你选择的结果，要么过右，要么过左，要么适“度”――而我们总是应该朝着适“度”的方向努力。需要说明的是，我这里说到的“度”，绝不像刻度表上的“度”那么绝对、具体、确切。文学翻译毕竟不是1+1的算术公式那么简单，它传达的是思维活动，感情活动，对它的认识很复杂，涉及人的诸多因素，如学识、阅历、观点等等。尽管如此，真正优秀的译文总是会受到人们公认和赞赏的，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所以我们应该为之不懈努力，为崇高而艰巨的文学翻译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翻译的原则
现在虽然还没有整本的研究翻译原则的专书，可是论到翻译的短篇论文倒也不少，从这些论文里我们可以找出各种的主张，有的以“信、达、雅”为标准，有的以 “形似、意似、神似”为标准，有的主张直译，有的主张意译，有的以为“译者须完全根据中文心理”，有的以为“不妨采用欧化句法”。各种主张，很不一致。其中有些说法并不是根本主张的差别，只定义和解释的不同罢了。例如直译和意译，除各种走极端的呆译和曲译外，并不是绝对矛盾的。可是我们见了许多主张和说法，反倒觉得无所适从。因此，我们就大胆地拟出几条原则供同志们作个参考。
其实，我们不过把翻译界各人的主张收集起来（仅仅到1941年为止，以后的材料可参看人民出版社的《翻译通报》），经过一番讨论，把我们认为不大妥当的说法批判一下列为一组，把我们认为比较合理的说法另立一组，总称为翻译的原则。
一、 消极方面
（一） 不分裂翻译的标准
从严几道提出“信达雅”的翻译口号以来，好多研究翻译的人以为翻译有三个标准。照严先生的说法，“信”是“达旨”，就是说明愿文；“达”是“前后引衬，以显其意”；“雅”是“尔雅”，据他老人家的说法，最好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有些人认为这种说法太旧了，就另外提出三个标准来，就是：“忠实”、 “通顺”和“美”。但又怕老派人反对，于是再下个注释说，忠实就是信，通顺就是达，美就是雅。这么说来，名词是更通俗了，意义完全是一样的。陈西滢又提出翻译的“三似论”，就是：“形似、意似、神似”。“形似”的翻译就是“直译”，“意似”的翻译就是“要超过形似的直译”，“神似”的翻译“独能抓住原文的神韵”。
不论是“信、达、雅”，不论是“忠实、通顺、美”，不论是“形似、意似、神似”，说法虽有不同，把翻译的标准分裂为三，可是一样的，为什么把翻译的标准分做三个呢？也许是因为现代的人承袭了严几道的说法，而严先生的话又是从孔老夫子那儿引申出来的。严先生提出“信达雅”三个字，据他自己说，是有所本的。他说“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孔夫子虽然也编过书，可没念过a b c d 。现在我们研究英文翻译，把他的话东抄一句，西抄一段，作为翻译的标准和模范，这遣淮笸椎钡摹?
“信”、“忠诚”或“形似”在翻译上自然有它的地位，可不能算是标准。“达”、“通顺”、“意似”或“雅”、“美”、“神似”，更算不得是翻译的标准，那是中文的语法问题。不懂得中文的语法根本就不能翻译外国语文。我们认为翻译要说有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译文必须正确。所谓通顺、意似、美、雅等，那是中文的语法和修辞问题。
（二）不分裂直译和意译
在翻译界中随着信达雅而起的争论，要算直译和意译的问题了。可是真正主张直译的人所反对的，其实并不是意译，而是胡译或曲译。同样，真正主张意译的人所反对的也不是直译，而是呆译或死译。我们认为正确的翻译就是直译，也就是意译；而胡译、曲译、呆译或死译都是错误的翻译。这一点可以从艾伟用答案求法的研究中《译学问题商榷》看出来。正确的翻译或称为直译或称为意译，并不是翻译的不同，而是界说的不同罢了。例如主张意译的人反对直译说：
“直译即是拘泥愿文字句之构造，并不计及汉文之通顺或自然与否。”（孙贵定语）
“一般人所谓直译，不但逐句译，简直呆照原有之clause或phrase之次序呆译，结果使人不懂，或者读者异常吃力。”（邹恩润语）
“直译者初意欲使不失原意，故字句对照以此就彼，往往失之机械，不可卒读。”（余上沅语）
这是主张意译者替直译所下的定义或解说，可是主张直译的人并不承认这些话。他们认为所谓“拘泥原文字句之构造”，所谓“简直呆照原有之clause或phrase之次序呆译”，所谓“不可卒读”，这种翻译只可称为“呆译”或“死译”，不配称为“直译”。
主张直译的人反对意说：
意译界说：“注重大意，可删节之字句，则删节之。”（刘宣阁语）
“直译才是翻译，意译是述意而已。”（董任坚语）
“若是曲译是添花样的说谎，那么意译而不是直译最容易流为曲译。”（陈西滢语）
“老实说，直译没有分毫藏掖，意译却容易随便伸缩，把难的地方混过……，直译便真，意译便伪；直译便是诚实的人，意译便是虚诈的人。直译看来好象很笨的法子，我们不能不承认他有时作藏拙的用，但是确不若意译专作作伪的用。”（傅斯年语）
这是某些主张直译者替意译所下的定义或解说，可是主张意译的人并不承认这些话。他们认为“可删节则删节之”，“添花样的说谎”，“随便伸缩”，“意译便伪”，这种翻译只可称为“胡译”、“曲译”，不配称为“意译”。
说来说去，直译者所反对的其实并不是意译，意译者所反对的其实也并不是直译。他们所反对的都是错误的翻译，就是，呆译、死译、胡译、曲译。
我们看一看这两派正面的主张，倒是互相接近的，例如主张直译的人说：
“直译也有条件，便是必须达意，尽汉语的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保存原文的风格，表现原语的意义，换一句话说就是信与达。”（周作人语）
“极力保存原来文法之结构，而同时仍不失为通顺汉文者，为直译。”（朱君毅语）
“主张直译，即忠实正确的翻译，而不主张拘泥于语法与结构的欧化。”（孟宪承语）
可见直译并不是“不计较汉文之通顺或自然与否”或“使人不懂”，“不可卒读”。
同样主张意译的人说：
“能达原文大意，而不失其真铨者，谓之意译。”（孙贵定语）
“意译者，至少须融会贯通，但若因此取巧，脱略错误，则悖矣。”（郑晓沧语）
“不正当的意译，是于原意之外，加入许多自己的意思作解释，往往走出原意的范围。”（邹恩润语）
可见意译也不是“随便伸缩”或“添花样的说谎”。
由此可见正确的翻译是直译，也就是意译，死译和胡译不同，呆译和曲译不同，这是可以划分的，它们都是错误的翻译。正确的翻译是分不出直译或意译的。
（三）不完全根据中文心理
拘泥外国文法逐字对译，以至译文诘屈聱牙不堪卒读，不得称为翻译（陆志韦语）。例如“Is that so?” said he, 译为“是那个如此？”他说。“Lying on his back译为卧在他的背上”（周作人举的例子）。这种完全的欧化，谁也不会赞同的。不过另一些人（如林语堂）认为“译者须完全根据中文心理”，我们也不能同意。因为译者如果完全根据中文心理，就容易发生两种偏向：一种是舞文弄墨，一种是糊涂过去。例如 Lying on his back意译为“坦腹高卧”以至“卧北窗下自以为义皇上人”（周作人举的例子）。又如all flesh译为“圆颅方趾”（林语堂译）。甚至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译为“赤贫如洗”或“室如悬磬”；as rich as Croesus译为“陶朱猗顿之富”。这种当然非常通顺，极合中文心理。可是一弄文墨，就容易走上严几道的“用汉以前字法句法”的末路。林琴南的翻译不是完全根据中文心理的吗？可是他的翻译是很糟糕的。
第二种偏向是糊涂过去。遇到不能完全根据中文心理的西洋思想或概念，也要完全根据中文心理去翻译，这怎么办得到呢？一方面中文的词儿和语法有时可能不够用，不能完全表达原文，一方面又不肯采用新的词儿或欧化的表现法，于是为了适合中文心理起见，只好含混过去，就是所谓“与其伤洁，毋宁失真”。例如 armed to the teeth,就可译为“武装到牙齿”，何必要笼统地译为“全身武装”呢？如果当初把break the record仅能译为 “空前绝后”，到今天哪儿能有很通行的“打破记录”这个成语呢？
为了上述的两种原因，我们一方面反对不必要的欧化，一方面在必要时，可以采用外来的字句和表现法。
二、 积极方面
（一） 内容与形式要求统一
“大概英文程度不佳，汉文程度亦较劣者，最易以胡译自称为直译。英文程度较次，而汉文程度较高者，则易以借意行文，自称为意译。尚有对于译文之实质方面无适当之预备者，例如未研究过心理学而硬要译心理学者，亦往往以胡译，借意行文或附会造谣，自称为直译或意译，以掩其对实质上不充分之了解”（张士一语）。这样，我们可以说，翻译只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翻译；一种是错误的翻译。什么叫做正确的翻译呢？就是：尽可能地按照中国语文的习惯，忠实地表达原文所有的意义。“忠实地表达原文中所有的意义”就是把原文的内容正确地翻译出来，“尽可能地按照中国语文的习惯”是指翻译的形式，也就是通顺的中文，但不一定硬要完全根据中文心理，所以说“尽可能地”。内容正确，形式精美的翻译就好翻译。翻译的内容如果不正确，不论形式多么精美，都是错误的翻译。
（二） 宁信而“不顺”
翻译的时候，如果能够极力保存原文的结构，忠实地表达出原文中所有的意义，同时又能尽量采用中文的成语和最自然的字句，使译文成为通顺的读物，这是最理想的了。但是我们必须记住，翻译者主要的任务是把原文中所有的意义忠实地表达出来；其次是尽可能地按照中国语文的习惯，换句话说，正确的翻译是翻译的内容，流利的译文是翻译的形式，内容与形式的完全统一是翻译者努力的方向，万一二者不可兼得，那么与其迁就译文的流利而牺牲了原文的意义，不如极力保存原文的意义而牺牲中文的流利，因为正确而不流利的译文至多不能叫人一看就懂，或读起来不能畅快；流利而不正确，那是愈看得懂愈糟糕，读起来虽然畅快舒服可不是原文的意义，那不是等于叫人相信“添花样的说谎”吗？ 第二种偏向是糊涂过去。遇到不能完全根据中文心理的西洋思想或概念，也要完全根据中文心理去翻译，这怎么办得到呢？一方面中文的词儿和语法有时可能不够用，不能完全表达原文，一方面又不肯采用新的词儿或欧化的表现法，于是为了适合中文心理起见，只好含混过去，就是所谓“与其伤洁，毋宁失真”。例如 armed to the teeth,就可译为“武装到牙齿”，何必要笼统地译为“全身武装”呢？如果当初把break the record仅能译为 “空前绝后”，到今天哪儿能有很通行的“打破记录”这个成语呢？
为了上述的两种原因，我们一方面反对不必要的欧化，一方面在必要时，可以采用外来的字句和表现法。
二、 积极方面
（一） 内容与形式要求统一
“大概英文程度不佳，汉文程度亦较劣者，最易以胡译自称为直译。英文程度较次，而汉文程度较高者，则易以借意行文，自称为意译。尚有对于译文之实质方面无适当之预备者，例如未研究过心理学而硬要译心理学者，亦往往以胡译，借意行文或附会造谣，自称为直译或意译，以掩其对实质上不充分之了解”（张士一语）。这样，我们可以说，翻译只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翻译；一种是错误的翻译。什么叫做正确的翻译呢？就是：尽可能地按照中国语文的习惯，忠实地表达原文所有的意义。“忠实地表达原文中所有的意义”就是把原文的内容正确地翻译出来，“尽可能地按照中国语文的习惯”是指翻译的形式，也就是通顺的中文，但不一定硬要完全根据中文心理，所以说“尽可能地”。内容正确，形式精美的翻译就好翻译。翻译的内容如果不正确，不论形式多么精美，都是错误的翻译。
（二） 宁信而“不顺”
翻译的时候，如果能够极力保存原文的结构，忠实地表达出原文中所有的意义，同时又能尽量采用中文的成语和最自然的字句，使译文成为通顺的读物，这是最理想的了。但是我们必须记住，翻译者主要的任务是把原文中所有的意义忠实地表达出来；其次是尽可能地按照中国语文的习惯，换句话说，正确的翻译是翻译的内容，流利的译文是翻译的形式，内容与形式的完全统一是翻译者努力的方向，万一二者不可兼得，那么与其迁就译文的流利而牺牲了原文的意义，不如极力保存原文的意义而牺牲中文的流利，因为正确而不流利的译文至多不能叫人一看就懂，或读起来不能畅快；流利而不正确，那是愈看得懂愈糟糕，读起来虽然畅快舒服可不是原文的意义，那不是等于叫人相信“添花样的说谎”吗？
以上六项，分为消极的和积极的两种主张。消极方面，我们主张：（一）不分裂翻译的标准；（二）不分裂直译和意译；（三）不完全根据中文心理。积极方面，我们主张：（一）内容与形式要求统一；（二）宁信而“不顺”；（三）采用白话。
翻译本来没有死板板的标准，象度量衡那样可以测量长短大小轻重。如果为了满足学生的要求，一定要定出一个标准来，那么我们不妨提出一个原则，就是：“尽可能地按照中国语文的习惯，忠诚地表达原文中所有的意义”。这样的翻译就是正确的翻译，无所谓信达雅，也无所谓直译意译。在意义方面，必须真切地表达原文；在字句方面必须力求接近中文。中文里有现成的词儿和语法，应当尽量利用，以求译文的通顺。如果遇到中文“话不够用”或“句法不精密”，不妨采用外来的字法句法。为要忠实地表达原文中所有的意义，不但文言不适合，就是新文言式的白话也不是最适当的工具。最适当的工具是活的白话，就是在工农大众的基础上发展着的中国语文。
翻译的原则已如上述，翻译的方法且看下文。不过所谓原则，只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不敢说这儿所选取的几篇实习的译文都是符合上述的原则的。我们只可以说， 在翻译的时候我们确实向着这个方向努力，可是为了限于能力，错误一定不少。希望读者随时指正，以鼓励我们在翻译上作更进一步的研究，这是我们所成分个祷的。 楼主是文科见长的院校毕业的吧. 人文色彩浓厚啊.
我讨厌看大学里的中文计算机教材, 本来中文水平不好,还翻得让人读不懂, 费解. 不过技术文章确实难翻译, 比如RFC文档. 技术性太强了.. 不错，谢谢楼主。若能附上来源及作者姓名，就更是”相当好啦“！ 不错，谢谢楼主。若能都附上来源及作者姓名，就更是”相当好啦“！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