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孙志刚替我而死  
● 李昌平  

    在广州打工的湖北籍青年大学生孙志刚被惨无人道的收容制度打死了！我没有震惊感，因为3年前我在《我向总理说实话》中**过据称是中国最文明的地方——上海，是怎样的残害千千万万被收容的农民工的；后来，我到了首都北京，我编发过国务院小城镇办公室关于农民工在北京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系列调查报告；再后来，找我来诉苦的被收容过的农民工越来越多了；再再后来，我无奈了、失望了，常常想到可怕的暴力**和911恐怖主义。但当我得知孙志刚被打死的消息的时候，我还是失声的痛哭起来，因为孙志刚是替我而死的。
     
    我是2001年9月来到北京打工的，刚到北京的时候，口袋里总是带着《中国改革》发给我的工作证，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总是小心翼翼的，当心自己被收容。2001年12月21日早晨7点多钟，我当心的事情发生了，我从清华南门的水清木华园刚出来，就看见城府路上一大帮穿制服的人正在拦截过路行人检查证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退回水清木华园，因为我的包昨天在餐馆里丢失了，身上什么证明都没有了。但很快我又拿定主意：收容了正好，可以写一篇“李昌平收容记”的长篇报道。我大步走向检查站，只见三才堂（写字楼）的墙边已经站着47个举着双手面向墙壁的农民工了。我站到一个穿制服的领导模样的人的身边，注视着发生的一切，被检查的绝大多数是农民工模样的人，不到20分钟，墙边上站着的农民工超过了80个。我有些沉不住气了，和那个穿制服的领导聊了起来，他说快到元旦节了，为了保证北京节日期间的稳定，全市要集中一个星期收容遣送一批非法农民工。我问怎样确定非法农民工，那位领导说看他们是否有身份证、暂住证、健康证、**证等。8点12分，收容的人数超过了100人，领导叫来了一辆囚车模样的车，命令举着双手了农民工“滚上车”。我有些激动了，对那个领导说，我也是一个农民工，你们也把我收容吧！
     
    那个领导盯了我好一会，缓慢的丢给我两个字——“无聊”，凛然转身指挥农民工“滚上车”去了。
     
    后来，我有了记者证，在北京我是很少将记者证带在身上的，我希望有一天被收容遣送，我的这个愿望很强烈，但一直没有人收容遣送我，“李昌平收容记”也一直没有写成。我把这个遗憾说给我的同事听，他们都说我太胖，象个腐败分子，谁敢收容腐败分子呀！后来，我们单位来了几个瘦瘦的实习生，我要他们完成我的这个遗憾，但他们的模样一看就不像农民工，所以被收容的愿望一直没有如愿。
     
    听到孙志刚收容致死的消息，我就觉得他就是替我而死的。因为孙志刚的死告诉我，假如我被收容了，也可能被打死，这突破了我“希望被收容”的底线；我们总以为收容的对象是农民工、小县城的下岗失业者，但孙志刚是大学生，他被收容突破了收容对象的底线，明天被收容的可能是大学的教授；这样下去除了带警卫的、穿制服的和我这样腐败模样的人有安全感外，其他人还有生命安全可言吗?孙志刚的死，唤醒了我们其他活着的普通人的警惕；孙志刚用他的生命给那些“被卖了但还在替人数钱的知识分子”一记响亮的耳光；孙志刚用生命警示我们：这个社会存在另一种“非典”——无法无天的权力，时时刻刻威胁着我们。所以孙志刚替我而死了，也是替老百姓而死了。
     
    孙志刚的死，让我联想到了很多事。我们有了2000多部法律，但民间到北京来上访的人越来越多了，北京火车南站“上访村”里高峰的时候达到10000余人，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全国各省都有便衣**常住北京，越来越多的上访者被拘留、判刑，有的还被蒸发了，就因为他们越级上访，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过去收容遣送是一种救助的制度，对象是无助的农民工，现在的收容遣送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了，而且对象扩大到了大学生，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过去只有城乡二元，现在，你是武汉的市民，你到北京、上海、广州一样被收容遣送；过去你在邮电系统工作，你的子女只能在其他系统工作，现在，垄断行业和权力机构的“家天下化”成为普遍趋势，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们这个社会正在破碎成无数个政治经济权益体，少数人成为政治经济利益的既得者后，就利用法律、条例、制度、职权、国家机器维护、扩大自己的既得私利，千千万万的农民工，千千万万的下岗工人，千千万万的大学生，他们在寻求生存和发展机会的过程中，还将有多少个孙志刚啊！孙志刚用生命告诉我们：人民和“非典”的斗争没有妥协！
     
    “非典”夺去了少数人的生命，但战胜“非典”要靠人类的共同奋斗，否则，“非典”将会夺去更多人的生命。
    孙志刚今天替我们死了，如果我们漠视孙志刚之死，明天就是我们的死期。
    孙志刚兄弟，带我们的灵魂去宪法法院，起诉这狗日的收容制度！孙志刚兄弟，跟我们去人民大会堂，跪说你的冤枉！
    孙志刚兄弟，我看见了你没有瞑目的眼睛，我辈愧对你的冤魂啊！

● 李昌平

[ 本帖最后由 blackspace 于 2008-2-5 09:49 编辑 ]　　　　　　

无聊。
这个工作人员说的很有意思。
你想啊，他在工作，你去叫他陪你玩，请他收容你。他不砍你就算不错的了。是不是他不会上网来写帖子，你就欺负他？你就戏弄他？
工作粗暴是不对的，你当面说啊。你为什么不替他们工作呢？天寒地冻，在收容所撤什么蛋啊。
这个李昌平也太想出名了。整一个芙蓉弟弟。
还以为大学生这个词很有号召力，很扇情。可惜大学生没对社会做出任何贡献，是连大学生都心知肚明的。
孙只刚的死，到底是为什么，应该有事实根据吧？看了文章，也没看出什么来，没有什么证据很难做出判断。应该请有关部门去处理。
这个李昌平比老水鱼写文章还差一点，头脑不太灵的。鱼是因为喝酒没菜，写来下酒，他是因为想出名吧？　　　　　　

有人就是在仔细寻找鸡蛋的缝，有时还真的需要有人去找找，把这些有臭蛋前途的挑出来。
不过这个李昌平太功利了些。　　　　　　

你们这些新人类，新新人类也太尖酸刻薄了吧！你们没有被查暂住证捉去樟木头修铁路的经历，这怪不了你们。但你们应该知道过去一二十年的一些历史！没有孙志刚的死，你们出街至少要随身带几个证件（身份证、暂住证和婚育证明），否则，被查到的话就捉人。至于李昌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不想多说。我这里再发一样资料给你们看完再下结论也不迟！

李昌平： 1963年4月生于湖北省监利县周河乡洪湖边的一个小渔村。 先后就读于湖北省机电学校，华中农业大学农经学院，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 1983年1月－2000年9月，先后四次担任乡镇党委书记、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经历了人民公社以来的农村改革全过程。 2000年3月，致信朱镕基总理，反映当地农村面临的突出问题。此信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朱总理两次批示，调查组亲临监利，李昌平本人也经历了一番洗礼， 10月，首次公开在国内媒体呼吁：给农民以同等国民待遇； 12月，高票当选《南方周末》2000年度人物。 2000年9月辞去乡党委书记职务，南下打工，现居北京，任《中国改革》、《改革内参》记者、编辑。 李昌平发表的?**饕?有： 农村债务——颗定时** 农村税费改革面临五大挑战 上书是我向农民忏悔的开始 给农民休耕的权利吧！ 农民负担与愚公移山 解放农民——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 我的困惑——研究三农问题的问题 厉以宁先生应该到农村接受再教育 谁**了孩子义务教育的权利 步云‘乡长直选’——农民又一次伟大的创举 我为三农找出路 是先立后破，还是先破后立 一之道 寻找动力作者自述： 2000年3月8日，我怀着对中国农民的深切同情、对中国经济的深切忧虑和对中国**的忠诚，以《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为题，向我所尊敬的朱?杌?总理如实反映\"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情况。朱总理等中央领导人两次动情批复，引发了湖北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村改革，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现在真实地记录下这段经历，希望后人不要忘记中国农民为中国改革开放付出的心酸和苦难。但是，我的家人都反对我出版这本书，他们怕。我过去的同事大多数反感我出这本书，他们怕。我之所以要出这本书，则是因为我怕。我的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我在农村工作了17年，我管制了农民17年。我目睹了农民分田分地、当家做主的喜悦和弃田撂荒、背井离乡的无奈。我经历过太多的悲伤：有多少农民的孩子考上了大学，因为穷而失学，他们哭、他们的父母给我下跪，求我救助，我已经记不清了；有多少农民的孩子上不起小学、初中、高中，他们哭，他们的爷爷奶奶给我下跪、求我开恩，我记不清了；有多少孩子因亲人生了病住不起医院给我下跪、求我发慈悲，我记不清了；有多少贫困老实的农民，因为有冤无处申，他们给我下跪，求我伸张正义，我记不清了。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这样的事情你遇上一两件，没有出手帮助，你会一辈子不安。而我，农民的父母官，应该下无数次地狱！ 回首我农村工作的17年，对农民好事做得太少，坏事做得不少。于农民，我是有罪的。 我以此书献给我的衣食父母--我心中的上帝。愿中国农民永远不再下跪！我现在忏悔我的过去。我怕忏悔迟了，上苍不原谅我。 　　2001年7月于广州请读片断：第?**胤迪绲澄?书记岗位/强烈的反差 1997年6月，一农妇含愤服毒自杀身亡，（称为“茶卜事件”），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朽木乡党委书记的我，被追究领导责任，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一夜之间，在武汉学习。离开岗位一个月的我，由乡镇干部的楷模、全省优秀党员。减轻农民负担的“英雄”，变成了因“农民负担”过重而撤职的“反面教员”。若不是有人在网上发表言论，诬陷我1997年亲自逼死农民，阻止我当选《甫方周末》2000年年度人物，也许我的这段“代人受过”的历史永远不会再被人提起。此事后文将有详细交代。 且说两年半后的1999年12月6日，**监利县委报请荆州市委同意，任命我为**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这是我第四次担任乡党委书记的职务，对此我理解为是对我在“茶卜事件”中代人受过的不平反的平反。 此前两年多的平民生活，使得我更加了解和理解了农民。当我重新返回乡党委书记岗位的时候，更加感受到农村的破落、农民的痛苦和官场的腐败。所有这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让我几乎天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 我痛苦地发现，当年震动全省的“茶卜事件”，并没有使人们变得清醒起来。事过境迁，麻木依旧，冷漠依旧。我为“茶卜事件”付出的牺牲和代价，没有换来任何积极的结果。 上任后一系列耳闻目睹的事实，时时让我深感震惊和遗憾。 小有名气的种田能手李开明，1999年种地18．3亩，收粮18000斤，生产开支18．3×160元＝2928元，上交负担18．3×185元＝3385元。李开明家现库存粮食11000斤。尽管粮食只能以每市斤0．35元的价格出售，远远低于国家保护价0．55元，粮食收购部门仍以没有仓容为由拒绝收购，粮食市场基本封闭运行。算来算去，1999年李开明种田纯收入竞然是负数。种田能手尚且如此，监利的普通农民种田纯收入就更可想而知了。李开明的结论是：“打死我也不种田了。” 1999年，棋盘乡全乡农民实际负担1382万元，其中合理负担580万元，而全乡农民的农业收入总共还不足1000万元。这意味着当年农民种田的全部所得，都用来交纳所承担的税费负担还有巨大的缺口。 1999年，棋盘乡全乡农民比政策规定多负担了800万元，但仍不够村、区、乡**使用，**组织为了维持运转，大举借债，当年新增债务1100多万元，全部都是高利贷。1999年全乡**债务总额高达4700万元，其中年息30％以上的欠债就占到60％之多。 1999年，棋盘乡桐湖管理区预算支出只有15万元，实际支出却高达140万元，其中用于支付利息49．9万元，最高利率40％。更有甚者，干部把借钱给管理区当作盈利的手段，即便没有借钱给管理区，也可以随意虚设一笔高利贷，然后冒领利息。总支江书记，曾以其女友的名义冒领利息，其中一笔就是19980元。 监利县是个多灾的地方，监利人民为抗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为保卫长江大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这也是历任监利县领导最大的政绩。然而，抗灾成了一个筐，什么问题都往里边装。1996年，是灾情最大的一年，桐湖管理区的桐湖村，全年农民负担高达120万元，实际用于抗灾的不足10万元（老百姓为抗灾付出的代价，还不在120万元之中）。然而问题在于，1996年棋盘乡的农民都是颗粒无收啊！ 侯王村的侯大爷，老伴儿俩都七十出头了，听说来了读过大学的新乡党委书记，步行十多里找到我，十分困惑地要我帮他解答一个难题：“请问李书记，中国的哪一朝哪一代，要七十多岁的老人交人头税？”两位老人1999年交了整整700元的人头税！上面说这征收人头税费是增加财政收入的“好经验”！ 侯大爷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修过‘三线’，修过长江大堤，农业学大寨，搞了二十多年的水利建设，落得一身病。老了，**不仅不养我们，还要我们这些老人养**，天理难容啊！” 许多农民生病了，先找赤脚医生，治不好，转头就去请菩萨做法事。这不一定是愚昧，其实是没有钱，实在没有办法啊！我亲眼看着我在棋盘的亲姑妈和在周河的亲姑爷有病不治而慢慢地死去。 有一位荆州市的领导出差到长沙，刚一下车就围上来一群孩子要给他擦皮鞋，一问全是监利拓木乡的小孩。该领导得出结论是：“监利不重视教育。”那位领导不知道，其实并不是不重视教育，也不是家长不让孩子读书，而是读不起，是没有办法啊！ 更让我深感震惊的是另外一些事实。 每当我回到县里开会时，会上传达的精神和下面汇报的情况与农村的实际情况相差十万八千里。 1999年，全县农民实际人均收入下降了800元，上报的数据却是增加了200元。 1999年，上报全县农民负担比上年减少4000多万元，而实际上是增加负担2亿元之巨。 1999年，全县80％的农民种田亏本，甚至难以维持简单的再生产，而县里开会时却反复宣称：“监利农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1999年，全县财政收入不足1．8亿元，上报的材料却说达到了2．2亿元。不仅如此，而且还声称在2000年要实现2．4亿元的奋斗目标。不错，人们确实看到，监利县的小车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级；监利县的办公楼越来越高，越来越现代化；监利县的干部住房越来越大，装饰也越来越豪华。但是，所有这些，有哪一条能作为提高财政收入的保障呢？监利的工业一年不如一年，监利的农业一年不如一年，监利的商业一年不如一年，监利财政的增长难道能依靠空气、阳光吗？ 监利县一位领导干部戏谑地对干部作风做了这样的概括：“早上，你约我，我约你（安排一天活动）；中午，你请我，我请你（公款请吃饭）；下午你赢我，我赢你（打牌）；晚上你抱我，我抱你（跳舞）………” 农村和城市。干部和农民。官方数字和实际情况。 鲜明的对比，强烈的反差，让我在郁闷中迎来了2000年的春节。 己卯年腊月，到任不满两个月的我，设法筹集了350多万元现金，用来发放干部的工资和支付高利贷债主们的利息。腊月二十七，乡里发给每个干部2000元现金，各打了2400元的“白条”，然后放他们回家，过一个**化的春节。 干部回家了，年关催债的债主们却不肯放过要账的良机。人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我却是新官上任忙赖账。我使出浑身解数，手忙脚乱地应付着前来催债的各路“大爷”。 我一直坚守到腊月二十九的下午，才送走了最后一个讨债的债主。 这哪里是过年啊？！　　　　　　

主题来自几年前，我觉得不必再翻出来说事了。

至于李昌平是什么人不认识，但是他说的地点可是我原来的家门口，那个地方离成府路还有一段路。不知这位硕士怎么退回水清木华园？坐车？骑车？还是百米赛跑？而三才堂正门朝北面向成府路，水清木华园正门朝东面向中关村北二条，和清华南门隔着马路还有一段距离。
写文章要有逻辑。

[ 本帖最后由 bwb 于 2008-2-8 14:06 编辑 ]　　　　　　

看过刘罗锅吗？知道和生吗？
楼主，问题要是那么简单就好办了。
第1，有政   府，就一定有贪管。这不是真理，是事实。
第2，有问题，只有实力相当的另一方，才可能解决问题（比如另一个**）个人的能力有限啊。有时，这种个人的下场让人不忍。所以鱼不想光是口头上叫叫：自己不去冲锋陷阵，也不要怂恿别人去送4。
第3，另一个政   府，也同样会有贪管。不是吗？
鱼所以问：看过“刘罗锅”吗？是因为，这是个历史的，也是人类社会问题。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用不严肃；也不科学的牢骚来谈这个问题，是不是不合适？问题要是这样就能解决，XX人的死，也就值了。
鱼说这些问题有些偏，也是无奈。老了，干不了多少事了。

[ 本帖最后由 老水鱼 于 2008-2-5 14:28 编辑 ]　　　　　　

别怪bwb较真，我和鱼都是丘八出身，都会很认真地描述事发地点，因为那很重要，是事件要素之一。　　　　　　

引用:

原帖由 bwb 于 2008-2-5 14:25 发表
主题来自几年前，我觉得不必再翻出来说事了。
至于李昌平是什么人不认识，但是他说的地点可是我原来的家门口，那个地方离成府路还有一段路。不知这位硕士怎么退回水清木华园？坐车？骑车？还是百米赛跑？而三才 ...

哈哈，BWB，现在的年轻人多是父母惯大的，完全不考虑如果是你，你能办到怎么样？！

和我们看问题不一样。没办法的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哈哈，鱼还是喝酒去先。　　　　　　

再说明白点：我觉得李昌平在讲故事，事实和描述不符，根据就是他对地点根本就描述错了。那么就很怀疑他的动机，我觉得最少在哗众取宠。　　　　　　

李昌平的那个信怎么这么容易就“上达天听”了？